初婚年龄对中国婚姻匹配的影响机制

·编者按·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口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初婚年龄逐渐推迟，初婚年龄上升是否会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转变？本文作者以CGSS2021为基础，以初婚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初婚年龄对中国婚姻匹配的影响机制。期待揭示当代社会中婚姻选择的动态特征，深入了解初婚年龄与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为推动社会平等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参考。

【资料图】

■王雨琪

在中国的传统婚配观念中，往往强调家庭（族）间的“门当户对”和个人间“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模式。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口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初婚年龄逐渐推迟，而初婚年龄的推迟涉及资源配置、性别角色等深刻的社会变革。这让我们不禁思考，初婚年龄上升是否会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转变？影响机制是什么？

本文将以中国人民大学在2021年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21）为基础，以初婚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初婚年龄对中国婚姻匹配的影响机制。期待通过揭示当代社会中婚姻选择的动态特征，深入了解初婚年龄与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为推动社会平等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参考。

中国婚姻匹配的现状

在现有研究中，婚姻匹配被划分为两大类型：同质婚和异质婚。同质婚指夫妻双方在自致性或先赋性方面相似的婚姻；而异质婚则强调夫妻间的差异，并根据性别差异分为“男高女低”婚姻梯度和“女高男低”的逆婚姻梯度。通过对中国婚姻匹配的综合分析，发现同质婚和异质婚在婚姻匹配中呈现不同的特征，并突显了先赋性特征和自致性特征在婚姻匹配中的不同作用。

在同质婚中，先赋性特征占据主导地位，户口同质婚占到全部样本的80%以上；而自致性特征占比较少，约48%的婚姻匹配为教育同质婚，约18%的婚姻匹配为收入同质婚，这一差异反映了婚姻匹配中对家庭出身的重视。异质婚中体现了不同资源类型在婚姻匹配中的区别，其中“女高男低”的逆婚姻梯度在先赋性匹配方面（如户口）较为普遍，而“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则在自致性匹配方面（如教育、收入）较为普遍。这种对比反映了社会对男性在经济和社会资源方面拥有较高地位的期待，而对女性在家庭支持方面拥有较高地位的期待。对性别角色的不同期望影响了婚姻匹配中的先赋性特征和自致性特征的不同作用，进而构成了中国婚姻匹配的重要特征。

初婚年龄对婚姻匹配的影响

初婚年龄作为重要因素，对婚姻匹配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初婚年龄与同质婚和异质婚之间的关系上，笔者发现在教育同质婚的匹配方面，初婚年龄的提高与教育同质婚的匹配呈现正相关。换言之，随着初婚年龄增加，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教育程度相近的配偶结婚。而在收入和户口的匹配方面，初婚年龄的推迟促进了异质婚的增加，即人们更容易选择与自己收入、户口类型不同的配偶结婚。因此，初婚年龄的变化在婚姻匹配中影响了同质婚和异质婚的比例，反映出随着初婚年龄的增加，教育同质婚匹配上升，而其他类型资源同质性匹配下降。

其次，本文探讨了初婚年龄与“男高女低”“女高男低”这两类异质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初婚年龄的增加，两类异质婚的比例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女高男低”的逆婚姻梯度模式在初婚年龄影响下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性别来看，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增加，她们更容易形成教育和收入的逆婚姻梯度匹配，即初婚年龄越高，她们更倾向于选择在教育和收入方面水平低于自己的配偶，从而形成了更多的“女高男低”的婚配模式。相比之下，在先赋性特征方面，随着女性结婚年龄的推迟，女性先赋性特征的优势随着初婚年龄的增加而逐渐下降。而对于男性而言，随着初婚年龄的增加，他们更容易与妻子形成教育上的逆婚姻梯度模式。这说明随着女性结婚年龄的增加，原有的社会性别角色被逐渐打破，自致性资源在婚姻中的影响上升，女性在婚姻选择中将逐渐减少对配偶在教育和收入方面的依赖，从而形成更多的“女高男低”的婚配模式。相应地，随着初婚年龄的增加，男性也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在教育方面相近或优于自己的配偶，进而佐证了初婚年龄对婚姻匹配模式的影响。

婚姻资源匹配与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

通过对中国婚姻匹配的现状和初婚年龄对婚姻匹配的影响的综合分析，本文揭示了当下婚姻匹配的特征，以及初婚年龄对婚姻匹配的影响机制。在当下婚姻匹配中，先赋性特征的同质婚占据主导地位，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家庭出身和门第的重视；而异质婚中突显了性别角色在婚姻匹配中的差异，体现了对男性在经济和社会资源方面的较高期望，以及对女性在家庭支持方面的较高期望。而初婚年龄的变化影响了婚姻匹配，初婚年龄的提高使得先赋性同质婚占比逐渐下降，促进了教育同质婚的增加；同时女性在婚姻匹配中主动权的增加，不再局限于追求传统家庭间的“门当户对”和个人间“男高女低”，令婚姻匹配更趋于平衡。

这意味着随着初婚年龄的增加，婚姻中的资源匹配与性别角色将逐渐被重新定义。在资源匹配中，教育同质婚匹配变得更加普遍；在性别角色上，女性在婚姻匹配中的协商能力上升，她们更能在婚姻选择中主动发挥权力，而男性的经济地位不再是唯一的优先考虑因素。由此反映出随着初婚年龄的提高，现代社会中传统家庭门第对婚姻控制力的减弱和性别角色在婚姻选择中的逐渐平衡，并由此影响婚姻匹配，使得婚配模式发生变化。

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与婚姻选择自由

这一现象的发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推进密切相关。社会现代化带来了教育程度提高和经济发展，促使个体更加重视教育资源匹配和自身发展，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先赋性特征匹配。性别平等的推进也为女性在婚姻选择中发挥更大主动权提供了机会，使女性逐渐减少对传统资源匹配的依赖，更多地关注自身的自致性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

因此，在初婚年龄逐年提高的社会事实下，笔者建议要从性别平等意识、教育公平和社会包容三个角度入手，创造更为平等、包容的社会环境。在促进性别平等意识方面，社会应该加强性别平等教育，倡导尊重和认可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打破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让女性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减少性别歧视。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方面，政府和社会应该共同努力，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确保每个个体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创造包容的社会环境方面，社会应尊重每个个体的婚姻选择，这将有助于减少社会对传统婚姻资源匹配和性别角色的过度强调，提供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环境，让婚姻选择更加自由。

综合而言，初婚年龄对婚姻匹配的影响揭示了中国婚姻匹配的变化趋势，反映了资源匹配和性别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演变。这一现象为婚姻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和婚姻选择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初婚年龄并不是婚姻匹配唯一影响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应考察社会变迁、人口转型、代际关系等其他因素对婚姻匹配的影响，以实现更加全面宏观的理解。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